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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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稿来源：书奴随笔
父亲是爷爷奶奶的养子。说是养子，也和亲生的一样。爷爷奶奶家里再没有孩子，只他一个，是亲圪蛋蛋。
爷爷盘算了好久，才给父亲起了个名字，大名叫吕歧山，小名叫吕虎虎。有山有虎，峻山老虎，是一幅多有气势的画图。它寄托了二老多么实诚的期望啊！
爷爷奶奶想对了。父亲的名字，真还带来了风水的流转。
父亲成家后，很快生了一子。爷爷奶奶乐得不知怎么是好。
这以后，送子观音大发慈悲，又给父母送了七个孩子，五男二女，七子团圆。只是我的祖父祖母无缘与后的孩子相见，就相继谢世了。
爷爷奶奶可以含笑九泉了。可这一家九口人，举家过日子，靠什么去维系呢？爷爷奶奶留下的家产很微薄，又赶上连年的战乱和饥荒，让这个家庭过得十分艰辛。
那时候，看着这样缺衣少穿的一家人，连乡邻们见了言语也少了，亲戚们情意也淡了。
父亲却嘿嘿一笑，说：“这家境好不好，就看是人气旺不旺，像咱这样五男二女，七子团圆的家庭，村里能有几家？哼，这是老天给的！”母亲呢，总是把我揽在怀里，说：“有钱人有有钱的活法，穷人家自有穷人家的过法。”“有小不愁大”，这是老人们常说的话。
活 路
我们家靠山，俗话说：靠山吃山。
土地少，种的粮不够吃，但有足够的野菜、树叶填补全家的生活。土里长的甜苣、黄蒿、灰菜、蒲公英等等；树上长的榆钱、榆叶、杨树、柳树嫩芽，都是好吃的菜。野菜蒸窝头，野菜熬米粥，闻着香喷喷，吃着甜丝丝。野菜不单是吃新鲜的，还要晒干，腌在缸里，一年四季都在吃野菜。偶尔，父亲还到山里采点山葡萄、山杏、山核桃，套只山鸡，打只野兔，调剂我们的生活，日子过得很自在。
穿的就更不用说了，大的穿剩了，小的穿，小的穿破了，补上补丁继续穿，能挡风寒，不露肉就行，男孩女孩都不讲究。
有一年，听说有地方收购酸枣，十三岁的二姐动起了打酸枣挣钱的念头。她起早贪黑，爬山过梁，不畏艰辛、不辞劳苦地打酸枣。卖了以后，买了一匹小布，给家里一人做了一件新衣。
衣服缝好后，母亲不让穿，等到大年三十才穿上过年。父亲穿好后，兴奋地做了一个古戏里将军得胜的亮相，惹得全家都笑了。
母亲拉过二姐的手一看，全是被酸枣刺扎的伤痕，有的还往外渗血，心疼地说：“可怜的二闺女。”二姐倔强地把手抽了回去，揣到衣襟下边摇摇头。
那时候，我们家和许许多多的穷人家一样，最难过的是冬天。房子走风漏气，加上穷人缺铺少盖。天冷了，放在地下水缸的水，也都结了冰。村里每年冻死人的不只一家两家。
父亲谋划得周到，天没上冻就进山背柴。每天一趟，连续背二三十天，每次背柴一二百斤，沿着弯弯曲曲的山路回来，脊背上垫着的衣服总是湿淋淋的。
每到晚上，母亲就会热上一盆热水，用毛巾蘸上，敷父亲背上的肿块。父亲丝毫没有一点痛苦的样子，还用手挨个地摸着我们的小脸说笑哩。
老话说：“家暖一条炕”，穷人家都照着这个理去做，父亲做得更是周祥。睡觉前做饭带烧炕，把炕烧得热乎乎的，躺到炕上，不觉得家冷。
等睡到大半夜，炕觉着凉了，父亲就起来了。他在我们几个孩子头上摸一摸，然后就抱一捆柴回来放在灶堂里烧炕。柴烧完了，炕就热了，一家人都能暖暖和和地睡到天亮。
穷人家是生不起煤火炉的。可父亲不认命，过年那几天，总要想法子给家生个煤火炉子，红红火火过年。
生火的煤在后山，上去就要走一天。他搭一条绳子走了，要进山背煤。在煤窑上，他没有钱去买，就给人家做工，做够一天，人家给他二百斤煤。讨到了煤，父亲背着就回来了。来去三天，背回二百斤煤。每年最少要进山里背四五次。他的脊背已经厚厚磨了一层硬皮，可脸上从没有露出痛苦表情。对我们总是乐滋滋的。
跑 山
日本投降以后，村里人的心稍平定了一些，都在思谋过日子的事了。
晚上，在跳动的油灯下，母亲坐在炕头，用手拨了拨灯芯，一下亮了许多。她说：“看着孩子都大了，得想个法子，让他们逃出这穷家呀。”
“法子，法子就是让他们去念书。”父亲说。
“这又得钱，现在怕是……”母亲没有把那个“难”字说出来。
“唉！咱甚会儿有过钱，日子还不是过下来了吗？”
“吹灭灯，睡吧。”
为了我们能上学，父亲打定了主意：跑山。他把山里人家缺少的东西背上去，又把山下人要的东西背下来，从中能挣个块二八毛的辛苦钱。只要腿不歇，家里零零星星总有个钱。
后来，有人在山里采伐了建房的木材，路不好走，牲畜不能驮，只能靠人背。一根椽子一丈三尺长，走山路，只能背，脊背要找准支撑点，行走格外地小心。
雇主说：“工钱可以多给点，你要小心，出了事，我不管。”
父亲停顿一会儿，说：“干！我需要钱。”
这样，父亲揽下背椽子的活儿。他每天摸黑起来上山，到下午太阳偏西才能回来。母亲知道，父亲做这营生，危险得很。每天下午总到村边上等父亲回来，迎着父亲进门。
就这样，父亲一连到山里背了十几天，挣了十五块钱。
秋后，家里三个年幼的孩子，都上学了。
1957年父亲（中）到太原看望二姐和正在读高中的我
解 放
已丑年（1949年）春天，不断传来消息说，太原打下了，新政府建立了。
村里人越来越多的走到街头，听风声，圪吵吵。有人说，开始登记各家的土地、财产了，要重新分。有人压低声音说，财主们偷着往外运财产，被人截住了。村里要建民兵了。
没几天，上面来了两个挎着包包的一男一女，说是省城学校的。他召集人扭秧歌，教人们唱歌。学校的学生成了他们工作的火星星，下午就唱歌、扭秧歌。一时，原本死气沉沉的村里，传出了歌声。
“嘿啦啦，嘿啦啦，天空出彩霞呀，地上开红花呀……”“枯树开了花，石头说了话，穷人坐天下呀……”歌声起伏。学生们还跟着城里来的人“咚咚咚，起咚起”扭秧歌。
歌儿从学校唱到街上，秧歌先在学校扭，很快就上街上了。看热闹的人，越集越多。大姑娘、小媳妇、小后生也动了心，你推我拽地加入到秧歌队里来了。锣鼓声、欢笑声响成一片。
母亲父亲也站到人群里。母亲不时理着被风吹乱的头发。父亲的头剃得光秃秃的，胡子也刮了，他们脸上沾满喜气。
等我们放学回到家以后，父亲在做饭，母亲坐到炕边发呆。还没等我说话，只见母亲一直抽泣，想哭哭不出声来，憋得脸发紫，吓得我们都哭了起来。邻居们听到哭声也来了。
“虎婶子，要哭，你就哭出来，老憋着，要憋出病来哩。”邻居们摇晃着母亲的身子。
“哭吧，哭吧，把肚子的苦情，倒倒吧，现在咱敢了。”父亲用手搡了母亲了把。
这回，母亲的气唤上来了，终于“哇——”地一声哭出声来了。
母亲苦啊，嫁过来以后，一直过着剜心割肉的日子。
家穷，为了活命亲自拉着老三的手，送给别人收养，还改了姓......
家仇，她让老二参军打鬼子，仅去了两年，就牺牲在战场上......
家苦，她忍痛把年仅五岁的二姐送去做了童养媳……
这些，母亲平时是欲哭无泪，只能憋着，是街上的锣鼓声，把母亲的苦情线震断了。母亲抱着我们姐弟三个哭啊，哭啊……
我们家就是用哭声，迎来了解放的.....
家乡解放以后，接着搞土改，斗地主，开诉苦会。
我家是贫农，又是烈士家庭，父亲一下成了大忙人。他每天笑嘻嘻的，连走路也轻快多了。分到土地，他不仅忙自己地里，还忙别人家地里的事，插个标志签呀，埋块地界石呀，他都做，落了一身“好人”的赞扬。
开诉苦会，斗地主，他也到了会场。听着穷人的苦情账，他也很伤心，止不住落泪。有人喊：“苦不苦？”，“苦！”；“该不该打？”，“该打，该打，狠狠地打！”。喊声刚落，一些人就拥到台前，用手中的棍子、皮带，抽打那些被批斗的地主。
这时，父亲走出场了。
不一会儿，地主们的孩子也让人连踢带打，推到前台来。原本说好只是让他们低头认罪就行了。但群情激奋，说好的规矩也没用了，有人就过来搧他们耳光，踢肚子。
“哎，吕虎的儿子，你是儿童团的团员，过来捶他们。”台上有人喊我。
我没挪脚，父亲就一把手揪到他身后，大声说“他还小哩，大人的事，他们不懂。”
父亲这话，是说给我的，也象是说给场子里所有人听的。
在场的人稍为平静了一些。批斗会仍在开，只是人们动手打人的少了。
互 助
说话间清明到了，节令不等人，新分了土地的人们，东一堆，西一伙，都在议论种地的事了。
父亲跑里跑外，行走在春风里，很兴奋。这一下有了属于自己家有地了，再不用受饿了。村里有人找他种地时搭把手，他连想都不想，就点头答应了。有两户特殊户，一户是男人在部队当兵的；一户是男人被日本的飞机炸坏腰，种地缺少人手。种地是劳力活，她们两家真需要人帮衬。
父亲就和这两户组成了个互助组，合伙种地。每天下地，父亲领着一帮女人，包括母亲，和大一点儿的娃娃，一起下地做活，做完你家的，做我家的。耕地下种，间苗锄草，三家人合在一起，有说有笑，不觉累，不觉苦。初次尝到种自家地过日子，心里亮堂堂的。
苗长高以后，一看苗发黄，细麻麻的，不壮实，父亲着急了。他和大家商量，要奶苗子（给苗施肥俗称奶苗）。他让各家拿一瓶食油来，在高梁苗的根近处，用棍扎一个小洞，把油滴上一滴，就算是奶上了。
果不其然，没过多少天，高梁苗有了油的滋养，变得绿了，成了壮苗了。
父亲说：“互助好啊，人手多，这活能干成，单人独户的，你再使劲，也白搭。”
秋天，父亲的互助组的地里，粮食打得比哪家都要多。
父亲他们的互助组给村里带了个头。第二年，村里互助组就多起来了。
解放初期，村里是一年一变化。初级农业社，高级农业社，以后又成立了人民公社。父亲和大伙一起，一步一步向前走。为大伙，也为自家，风风火火，出力流汗。
建 房
那年暑期，大姐家要盖房子，父母亲都去了。最重的活，就是从乱河滩往回运石头，垒地基。当时，没有其它工具，就靠父亲往回背。
为了不误工匠的工期，二百多斤重的石头，一天要背三四趟。他很少说话，一直是闷着头做活，想着他家闺女要住新房了，一点也不觉得累。
一天，父亲猛然晕倒了，一摸头，发高烧。我吓得哇哇哭起来，以为父亲死了。一时间，人们手忙脚乱地救父亲，用凉从浇头降温，母亲一边掐着父亲的人中喊叫，一边把汗水淋淋的布衫子脱下来一看，哇啊！父亲背上有个巴掌大的伤口，血糊糊的一片，这是背石头磨破以后，他硬忍着，让汗水淹着，发炎了。
一会儿，父亲长出了一口气，醒来了。
村里没有村医，找了一小瓶红药水涂伤。母亲又让人在地里挖了一把草药（蒲公英），捣碎了，敷在伤口上，包好，就算是医治了。
在母亲的精心照顾下，几天过来，父亲的伤口好多了，他又忙开了。
新房盖好后，父亲在大姐的院里看了好一阵，自言自语：“好！这世道变得好啊！”
桑 蚕
1957年5月，母亲去世了。
这对父亲是致命一击。从此他闷闷不乐，总是生活在回忆中，母亲时不时地就出现在他的梦境中。
“孩子妈呀，你从17岁上就嫁过来，几十年风风雨雨，总是在战战兢兢中从黑走到明，又从明走到黑，心就没有舒展过，你是装着一肚子苦水走的。痛心啊！你走了，留下三个年幼的孩子，正在上学，单靠我一个人，当爹又做娘，心酸呀。他们的事，我找谁商量呀！你说了：‘集体是咱家的命根子。’咱还没来得及靠集体铺垫好咱的家底，过日子，过好日子，有谁给我出主意啊！”
陷入焦虑中的父亲，一下子瘦了许多。他整天低着头，成了一个干瘪老人。
那个曾经靠脊背支撑一家生活的人，终于衰老变形了，变得罗锅了。后来每天蜷缩到炕上，自己连饭也做不了。
那年是1966年冬季，离母亲去世九年多了。父亲病了，这次既不让找医生，也不做什么治疗，和当时村里许多老人一样，静静地等待生命消逝。
这九年里，母亲留给他的三个年少的孩子，一个念出了大学，有了不错的工作。其他两个孩子，也进城当了工人。这些事都要一个粗手笨脚的男人去做，真难。他把心都操碎了。
也许是父亲对家里人再无愧疚了，一下子对自己的生死也看淡了。
村里有人养过桑蚕，此时，父亲就像一条吐尽丝的桑蚕，人们惊叹：
——这就是那个当年人见人爱的男孩，天天给他父亲洗脚擦身的虎娃；
——这就是那个食不裹腹的年代，惜子如命，把盛到碗里的肉，在嘴里嘬一下，又夹到孩子的碗里，笑着看孩子吃下去的父亲；
——这就是那个早年间背着二百多的山货，在崎岖山路上疾步行走的山里人；
——这就是那个在荒山野林中，大喝一声，吓走野兽的震山奇人！
大家都在叹惜。这个瘦瘦弯弯的老人，全身都耗尽了……
父亲，就这样淡定地走了......
父亲的旧居
作者简介：
书奴（笔名），本名吕丕业。
生于1939年正月，山西省忻州原平刘庄村人，幼年家境贫寒，仍坚持读书，曾就读于范亭中学，太原市十中。1960年入北京广播学院（现中国传媒大学）新闻专业学习，1964年本科毕业后分配至宁夏人民广播电台，后调入山西人民广播电台，任记者、编辑，曾任山西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台台长，山西人民广播电台副总编，高级偏辑。被山西大学、中国传媒大学函授部聘为客座教授。著有报告文学、散文、诗词、剧本。
退休后笔耕不辍，作品发表于微信公众号“书奴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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