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以“用活红色资源、讲活历史故事”为出发点，聚焦申城60处具有重要代表意义的红色纪念地，通过讲述发生其间的历史事件，真实再现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孕育、诞生、发展的光荣历史，生动展现了在上海这片党的诞生地中发生的波澜壮阔的革命事件，其中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如火如荼的工人运动、声势浩大的反帝爱国运动、可歌可泣的革命斗争事迹等已成为上海红色文化最鲜活、最有价值的组成部分
本书作者采用将历史叙述与城市空间考察相结合的方式，呈现了一幅可按图索骥探寻的上海红色历史图景。本书提及的红色纪念地与上海城市街区生活相融共生，可感可亲，读者在阅读本书后可亲访现场，缅怀历史，用脚步丈量，用目光捕捉，用心灵感悟党的伟大发展历程、改革开放的辉煌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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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武定路930弄，迎面就能见到一栋红砖砌成的三层楼房，这栋占据了弄堂最大空间的14号楼（原武定路修德坊6号），1928年11月至1931年4月期间是中共中央特科机关所在地之一，那里曾经指挥过多场惊心动魄的战斗。
1927年党的八七会议之后，中共中央机关从武汉迁往上海。当时的上海，敌情特别复杂，帝国主义的巡捕房，国民党的特务、军警机构，地方上的流氓、帮会势力相互勾结，处心积虑地对付共产党，到处搜索共产党人的踪迹，破坏党的机关。不少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被追捕、遭暗杀，而个别经受不住考验的人又可耻地充当了敌人的鹰犬，给党组织的安全造成了极大的危害。
中共中央要在国民党军警宪特和租界巡捕暗探密布的十里洋场站稳脚跟，在敌人的眼皮底下开展工作，必须准确、及时地掌握敌人的活动情况，打击叛徒特务的嚣张气焰，从而保障党组织特别是中央机关的安全。为此，中共中央决定于当年11月成立中央特科。一年后，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又决定由向忠发、周恩来、顾顺章组成中央特别委员会，周恩来主持特委工作。特委下辖中央特科，周恩来直接指挥特科，特科负责人由顾顺章担任。
特科的主要任务是保卫中央领导机关的安全，了解和掌握敌人的动向，营救被捕同志和惩办叛徒特务。特科设总务、情报、保卫三科。总务科（一科）负责设立机关，布置会场和营救安抚等工作，科长洪扬生；情报科（二科）负责收集情报，建立情报网，科长陈赓；保卫科（三科，也称“打狗队”或“红队”）负责保卫机关、惩处叛徒、震慑敌人，科长顾顺章。顾顺章是中共特工史上一个重要且复杂的人物，从苏联受训回来后不久，先于陈赓参与中央特科工作，又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故而担任了特科的第一负责人。1929年下半年，“红队”的力量发展到顶点，拥有的四十多名行动队员几乎人人是神枪手，大部分人会伪装、会驾驶汽车，除了装备各种型号的手枪，还装备有化学手榴弹。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中央特科后来又增设了无线电通讯科（四科），负责设立电台，培训报务员，开展与各地的通讯联络工作，科长为李强。
中央在上海，首先需要开设各类店铺，如电器行、照相馆、布店、古玩店、诊所、木器店、通讯处或代办所，作为中央各机关工作的活动场所和联络地点，以确保安全。当时上海虽然空房较多，但租房要担保，要找到“殷实店铺”来具保则不容易。
周恩来指示，要千方百计去找各种社会关系来解决这个问题。于是，总务科既设法利用现成的店铺，同时自己也开设了各种店铺，如劳合路（今六合路）的泰亨源水电行、北四川路（今四川北路）老靶子路（今武进路）口的三民照相馆、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的古董店、泥城桥（今西藏路桥）东堍的木器店等，都是特科设立的联络点。后来，听说古玩店是探听青洪帮、黑社会动向的好窗口，中央特科至少设立了四处：即黄浦江边“伍豪”老板开设的“松柏斋古玩号”（1931年周恩来离沪去江西后，由特科中扮“红色牧师”的董健吾负责）、法租界的古玩店、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斜桥总会旁的古玩店、爱文义路戈登路口的古玩店。
由于情报工作指导思想明确，中央特科成立不到两年，就已利用各种关系“渗透”到了上海租界巡捕房、国民党上海市政府公安局、上海淞沪警备司令部，以及国民党通讯社、地方法院等其他党政军机关，掌握了敌人致命的要害部门，截获了大量国民党核心机密，保证了中央机关的安全，对各地的革命斗争也起了重要作用。
1928年1月，国民党中央党部成立调查科（“中统”前身），要在上海筹建调查机构，以反共为首要目的。杨登瀛得到蒋介石手谕，成为“中央驻沪特派员”，独立于军警和侦察机关，直属于陈立夫。他同时又是陈赓手下陈养山的旧相识，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与张道藩有私交。陈养山发现，杨登瀛对共产党很有好感，又不愿意放弃做官的机会，于是将情况报告给了陈赓。在周恩来的直接干预下，特科决定启用这条线索，并由陈赓单线和杨登瀛联系。杨登瀛要求汽车、保镖和活动经费，特科尽力满足他，并要求他和上海党部、市政府、淞沪警备司令部建立关系。上海各种警察机构之间矛盾复杂，杨却能得到各方信任，他独立的身份又有权参加陪审。政治上，杨登瀛并不可靠，官架子很大，做事情总是两手准备，心思深，然而秘密工作却需要这样的人。1929年10月，陈赓为杨登瀛在北四川路大德里对面过街楼上成立了一个办事处，挂牌“国民党中央调查科驻沪办事处”。陈赓派女党员安娥去做秘书，杨登瀛一带回情报，安娥就及时抄送给陈赓。
严惩党内叛徒，避免我党机密泄露是中央特科的职责之一。1930年，黄埔军校学员黄第洪回到上海后就给周恩来写信，说自己已暴露身份，请周恩来给他在中央机关安排个工作。周恩来给他写了回信，约定同他进行面谈。一接到周恩来的信，他就给蒋介石写密信，以学生的身份告诉“蒋校长”，他在共产党里很不得志，有重要机密要直接同“蒋校长”面谈。不料，这封信正巧落入杨登瀛手中。7月26日，黄第洪按照约定时间准时到了城隍庙准备接头，以配合中统密捕中共要人。黄第洪刚刚在城隍庙西街口道边的树荫下站定，就见一个人骑着自行车由东向西飞驰过来，还没等他看清骑自行车人的面孔，只听“砰！砰！”两声清脆的枪响，冰冷的子弹已经穿透了他的胸膛。
罗亦农被捕后，特科通过在英捕房的内线很快得知，出卖罗亦农的就是他手下的秘书何家兴夫妇，而他们手中还掌握着十几处机关地址，对党组织的安全构成严重威胁。中央决定采取行动严惩叛徒。4月25日清晨，“红队”成功击毙叛徒，制止了叛徒的进一步出卖，保卫了中央机关的安全。1929年11月，出卖彭湃等人的叛徒白鑫在霞飞路（今淮海中路）和合坊71号门前被中央特科击毙。第二天，“霞飞路暗杀案”轰动了当时的上海滩，成为各大报纸的头号新闻。此外，“红队”还先后击毙混入党内的内奸戴冰石、国民党密探陈慰年等。这些行动，打击了叛徒的嚣张气焰，令敌人胆战心惊。
中央特科不仅从敌人营垒中将能为我所用的人拉出来，而且选择忠诚可靠而又精明能干的党员打入敌人内部去。1928年，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主任陈立夫指派徐恩曾开办无线电训练班，扩充特务系统，中央特科即派遣李克农、钱壮飞、胡底先后考入训练班。钱壮飞利用是徐恩曾同乡的身份，获取徐的信任，担任机要秘书。1929年底，徐恩曾奉命赴南京组建国民党特务组织“中统”，钱壮飞自然也化身为“中统要员”，并且引入李克农、胡底卧底。钱壮飞公开身份是南京“长江通讯社”社长，胡底为天津“长城通讯社”社长，李克农则在上海主持无线电管理局。不久，钱壮飞完全掌握了徐恩曾的电报密码本。从他手中，蒋介石对江西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一、二次围剿的命令，相关的兵力部署、时间等绝密情报源源送出，为红军制定正确的战略决策，取得反“围剿”胜利做出重要贡献。
1931年4月，中央委派顾顺章秘密执行护送张国焘的任务，任务完成后，他继续逗留武汉，在德明饭店公开表演魔术，还到处张贴“化广奇”的海报，结果很快被一个叛徒认出了。他被逮捕以后，要求面见国民党高官，称可透露中共机密。在安排船只送他去南京告密的同时，武汉特务向中统头子徐恩曾连发了六封加急电报请示。当时恰逢周末，徐恩曾等特务头子都去花天酒地鬼混了，电报均为潜伏在徐恩曾身边的中共特工钱壮飞所截获。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他利用密码译出电文，并派自己的女婿赶去上海找李克农报告，抢在敌人前面发出了警报。面对严峻的形势，周恩来沉着应对，并在陈云等人的协助下，机智果断地采取了一系列的应急措施，销毁文件，转移中央机关及主要负责人，切断顾顺章在上海所能利用的所有主要关系，最终化险为夷。第二天，国民党军警、特务、宪兵联合出动，对在上海的我党地下机关全面搜捕，想要一网打尽，但是空手而归。周恩来欣慰地赞誉这三把插入敌特机关的利刃为“龙潭三杰”。
营救被捕同志特别是党的重要领导人，是中央特科的另一项重要工作。一般营救会公开聘请律师出面辩护，合法营救。如1929年11月17日，时任中共江苏省委常委、宣传潜伏在中统头子徐恩曾身边的钱壮飞部长的任弼时在上海被捕，敌人在他身上只搜出一张电车月票，并没有真凭实据，法庭审判时，特科请了上海著名律师潘震亚出庭辩护，结果任弼时提前出狱。有时会寻找内线、托人说情或行贿买通。1930年恽代英被捕后，没有暴露身份，特科通过内线找到捕房“打招呼”，后被判三年，特科又通过法院的关系使恽代英得到减刑。但届时恰逢顾顺章叛变出卖，即将出狱的恽代英因此而英勇牺牲。1931年春，关向应被公共租界巡捕房逮捕时，还被抄去一箱文件，其中一些重要文件内容如果被敌人得知，不仅泄露了党的机密，也极易暴露其真实身份。特科通过杨登瀛了解到这箱文件还在巡捕房，随即派刘鼎以“专家”的身份去巡捕房“鉴别”文件，最后鉴定结果是一批“学术研究资料”，把敌人骗了过去，关向应关押不到一年就被保释出狱了。
在以上两种方式均不能奏效，万不得已的情况下，特科也会采取武力劫持的方式，但很少成功。1928年4月15日，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罗亦农在上海爱文义路望德里1239号半（今北京西路1060弄）的中央联络点被捕。周恩来获知后立即组织营救，但由于罗亦农身份已暴露，敌人十分重视此案，严加戒备，营救未能奏效。1929年8月24日，因叛徒告密，设在新闸路经远里1015号的中央军委机关遭到敌人破坏，正在开会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农委书记彭湃等五位同志不幸被捕。当晚，周恩来主持召开紧急会议，布置特科营救。当从内线得知敌人准备将彭湃等人转押至龙华淞沪警备司令部的确切消息时，便决定在途中劫车营救。28日清晨，周恩来亲临现场指挥，特科人员化装埋伏在刑车必经的枫林桥附近，但因未能掌握好时机，营救未获成功。
这是一支活跃在隐蔽战线的传奇部队，他们是战斗在敌人心脏的“伪装者”，用生命的利剑刺破云雾重重的长夜，用一次次的“亮剑”行动有力地打击了叛徒和特务的嚣张气焰，守护着中央机关的安全。然而，由于顾顺章的出卖，党的组织遭受了严重的破坏，周恩来离开上海前往苏区，陈赓隐藏去了天津，之后中央特科工作先后由陈云、潘汉年等人接管，继续用热血熔铸光辉的旗帜和不朽的丰碑，印证着莫斯科无名烈士纪念碑上的那句话——“你的名字无人知晓，你的功绩永世长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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