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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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2月18日，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许纪霖在江西师范大学进行了一场演讲，主题为“从思想史角度思考马克思主义1949年在中国的胜利”。许纪霖从思想史的角度，分析在1949年的中国，自由主义、文化保守主义等主张为什么失败，而马克思主义最终取得胜利的原因。
许纪霖，华东师范大学紫江学者，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副所长。主要从事二十世纪中国思想史与知识分子的研究以及上海城市文化研究。代表作《无穷的困惑》、《当代中国的启蒙与反启蒙》等。
一
两大危机和三大思潮
大家都知道有一句话叫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为什么要救？可见当时发生了危机。这个危机是什么呢？这就是我要讲的第一个问题：两大危机与三大思潮，我们都知道，晚清以后中国就陷入了一个很大的危机，这个危机在之前是不存在的，并不是说中国古代没有危机，是没有出现过这样大的危机，像李鸿章在晚清说的那句“3000年未有之变局”这样的危机。
当然，过去也是有变的。有一句话说：天不变，道亦不变。天没有变，所以儒家的这套作为帝国的意识形态，这个道也不变。那么，变的是什么呢？变的只是朝代。作为帝国的意识形态的儒家之所以不变，是因为儒家提供了一整套完整的宇宙观、人生观和一套政治意识形态，从哲学角度来说，我们称之为整全性的意识形态，它是非常完整的一套体系。包括宇宙观，对社会的看法，对道德的看法，信仰，个人的人生价值，就是人生观。
但是，到了晚期，特别是到了五四时期，这个儒家的意识形态解体了。这个解体，其中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它失去了肉身。儒家原来之所以这么有影响，是因为它有个制度的肉身，这个肉身就是王权制度，帝国的王者。辛亥革命以后，这个肉身没了，儒家自身也受到了冲击，成为了孤魂，随之发生了危机。我主要是从儒家作为一个意识形态的危机这个角度来说，可以说是两大危机。哪两大危机呢？这里我就要引申到我非常敬佩的张灏教授的一个很著名的看法，叫转型时代。
张灏教授在我心目当中的分量非常重。熟悉他的同学都知道，他是哈佛大学毕业，然后一直长期从事中国思想史的研究。他的老师是哈佛的思想史的权威——本杰明·史华慈，从史华慈到张灏是有一个非常好的、称之为哈佛的以问题为中心的思想研究的传统。我前几年写过一篇文章讲过，对我影响很大的三个老师，第一个是华东师大历史系的陈旭麓先生，研究近代中国新陈代谢，陈先生刚好是今年诞辰100年，去世30年，华东师大刚刚举行了盛大的纪念活动。第二个对我影响比较大，特别是精神上对我的影响比较大，是上海的王元化先生。第三位就是张灏先生。
那么这三位老师对我的影响是不一样的，张灏先生主要是在学术传统上。在这之前我做思想史研究，基本上都是自己在黑暗中摸索。自从在90年代中期，第一次读到他的《幽暗意识与民主传统》这本书，突然就像触电一样，眼睛一亮，感觉到这就是我喜欢做的，这就是我想接触的传统。后来和他有非常密切的交流。张灏先生现在80多岁，写的文章不多，书也很少，但是一篇就是一篇。现在都讲量化，实际上真正能够站得住脚的，不是你发表了多少量，我称为一本书主义，或者一篇文章主义。你有一篇文章一本书，站住了，成为经典了，那你就不朽了。张灏先生留下来的东西，几乎每一篇都是经典。其中最重要的一篇就是《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转型时代》，写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转型。这篇文章很短，大概也就15000字左右，但这么短短的15000字左右的文章，里边提出了十几个非常重要的命题，这些命题都可以做博士论文。
张灏先生在转型时代这篇文章里面，提出一个非常重要的看法，这个看法今天在中国近代史界也是被公认的。他认为，从1894到1925年，也就是甲午到五四这30年，这是中国近代史上非常重要的转型时代。1894年以前，中国在知识上、思想上的变化是很有限的，基本上是旧学。无论严复还是梁启超，还是在这之前的康有为，他们虽接受了一些西学，但基本上是在一个旧学的框架里面来容纳西学，所以本质上还是旧学。但从1894年以后，中国就发生了巨变，这个巨变也就是短短的30年不到的时间。
《幽暗意识与民主传统》，张灏 著，三辉图书|新星出版社2010年7月版
为什么要转型？因为在思想和知识上，儒家碰上了两个非常大的危机，一个是价值信仰层面的意义危机，另一个是社会政治层面的秩序危机。为什么会有这两个危机，而不是其他危机？这就要我们回到儒家，我们都知道宋明以后的儒家意识形态的核心是内圣外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修身是回答一个人为什么活着，与个人安身立命有关的信仰或意义，属于内圣；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从个人修身推导出来的一套社会政治秩序的安排，属于外王。“内圣外王”到二十世纪初发生了严重的危机。
我们现在要想一下，五四为什么提出的口号叫科学与民主？简单地说，五四这两个口号就是为了解决这两个危机。当时五四的启蒙者，希望以科学的方法来克服意义危机，以民主这个蓝图重建社会政治秩序。到了20年代，原来新青年的阵营分化了，然后各种各样的西方思潮，其中包括马克思列宁主义，进来以后，思想文化上就分化成了三个阵营。第一个就是我们熟悉的马克思主义，第二个是自由主义，第三个是文化新保守主义，三个阵营也发展到今天的中国思想界。这三大阵营都要试图解决我前面说的这两个危机的问题。所以这就形成了我刚才说的第一个问题，两大危机与三大思潮，三大思潮核心，相互之间竞争，竞争什么？就是能否解决这两大危机的问题。
大家都知道这场竞争的结果，最后是马克思主义在1949年胜出。我接下来就要来分析，为什么胜出的是马克思主义？不是自由主义，也不是文化保守主义。
二
价值信仰危机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价值信仰的危机。三大阵营如何来解决？在过去，儒家不仅提供了一套政治秩序，而且提供了一套心灵秩序。就是说三观，首先大一点来说，你有一套宇宙观，怎么理解宇宙，人在宇宙中的位置，你个人在宇宙中的位置。还有一套就是人生观，所以对于传统的中国人，特别是精英人物来说，你只要按照儒家的这套修身的方式去做，你的生活自然而然就有意义。不会怀疑人生，不会有虚无主义，不会毁三观。最后通过立德立功立言，达到不朽，然后进入一个最高的境界——与天地融合，这就是冯友兰先生所说的，人生境界中的最高境界就是天地境界，道德境界还在其次。
但到了五四，这套传统人生观和信仰发生了严重的危机。这个危机体现在哪里呢？张灏先生分析的很细，他说有三个层面。
第一个层面是什么呢？它称为道德取向危机。儒家的道德取向由两部分组成：以礼为基础的规范伦理和以仁为基础的德性伦理。用今天的话说，我们的伦理道德发生问题，不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这就是道德取向的危机。那么原来儒家的一套道德观是由两块组成的。我们用现代伦理学的分析把道德伦理分为两块，一块叫规范伦理，另外一块叫德性伦理。规范伦理是什么呢？就是人与人之间按照什么样的伦理相处，这就成为儒家的一套规范；那么伦理学里面还有一块，它着重表述什么样的人是有道德的，道德应该是什么样的？这叫做德性伦理。德性伦理是儒家的另外一个核心。我们都知道称为“仁”。所以仁与礼就构成了儒家的道德价值的两个最基本的程度，非常完整。规范伦理和德性伦理到了晚清以后，受到了冲击。最早受到冲击的是这套“礼”，被董仲舒发展为三纲五常。三纲，君权父权夫权，在晚清被视为三座大山。所以，戊戌维新时期谭嗣同当时要冲决网罗，网罗就是三纲。五四打倒孔家店，直接冲破了所谓正道的仁义道德。所以鲁迅先生在《狂人日记》里面讲：“狂人睡不着，半夜里起来翻古书，翻到最后，终于从字里行间最后做出两只吃人。”原来这套仁学都是吃人的，所以打倒孔家店，这就触及了儒家的这套仁学。所以，整个五四就出现了道德取向危机。旧道德大家都不信，新道德在哪里也不知道。
许纪霖
第二个是精神取向危机。什么叫精神取向危机呢？一个人要能够安身立命，必须知道你在这个宇宙，在这个社会上的位置。那么儒家这套学说特别是董仲舒，在天地之间自有它的位置所在。但是到20世纪初，儒家的这套世界观受到了冲击。原来宋明理学是讲天理，朱熹当时就说哪怕天地崩溃，这个天理还在。这个想法有点像柏拉图、黑格尔。所以五四的人有点精神虚空。因为刚好处于一个大转型年代，内心里面有点没着落的感觉，旧的不信，但新的还没完全成为自己的信仰，这就成为了精神取向危机。我顺便举个例子，朱自清当时写过一篇文章《匆匆》：“叶子去了，有再来的时候；杨柳枯了，有再青的时候；桃花谢了，有再开的时候。但是，聪明的你告诉我，我们的日子为什么一去不复返呢？”这背后流露出一种虚空感。
第三个是文化认同危机。中国人过去的世界意识是一种华夏中心主义的天下观念，到了近代天下主义被“万国体系”取代，以中国为中心的天下主义，变成以西方为中心的文明论。特别是对待学习西方的文化，但是从心里上却不认同西方。这就是非常深刻的文化认同危机。
在现代化过程中发生如此严重的意义危机，是中国历史的一种特殊现象。中国历史上没有，西方世界现代化历史进程当中，也几乎没有。为什么？因为对欧洲来说，现代化的变革是他们本身历史和文化自然的延续。因为它是内发的现代化，所以并不冲突。在西方现代化进程中，在道德规范、伦理德性和终极价值等形而上层面，基督教在西方人心目中依然保持强大的、不可动摇的中心地位。特别像19世纪英国维多利亚时代，那是一个工业革命时代，但是那个时代同时在道德上是很保守的，基督教把这套伦理价值变得更强大。所以欧洲在历史上没有发生。日本也没有发生，在器物技术、制度层面上学西方，但是在精神上，日本保持自身的传统。中国从晚清开始竟然发生这么大的意义危机，这是世界文明史上很少见的。受到冲击的不只是外在的秩序，而且是精神上的信仰危机。
文化保守主义的方案。梁漱溟、马一浮、钱穆，他们怎么来解决这个危机呢？简单地说，就是将儒学与专制脱钩，去政治化，成为纯粹的心性儒学。历史上的儒学，大的来说有两家，一家就是汉代的董仲舒，那是政治化的儒学；另一个就是宋明理学，推崇内圣外王。 新儒家也就是民国的文化保守主义，他们要继承的是宋明理学政策。与政治脱钩，重点发展的是宋明理学当中的“内圣”，他们称为心性儒学。主要是重点发展儒学当中怎么来修身，怎么来提供人生的意义，怎么提供到中国人的伦理道德价值观？如何把民主与宋明理学结合起来？但是将政治与儒学分离以后，儒家出现一个问题——成为孤魂野鬼。儒家的基础在于帝国建制和宗法家族制，但这都在近代崩盘解体了。
自由主义的方案。五四的启蒙者们相信，西方的科学理性可以解决信仰的问题，科学可以成为一种最可靠的人生观。由此发生了一场科学与玄学的大论战。这次论战主要是由一个叫张君劢的自由主义派人物，在清华大学做了一次演讲引发的。他在演讲中说科学只能解决关于制度、技术的问题，但是没法回答人生观的问题。 他有个老朋友叫丁文江，一个著名的地质学家，说科学也能解决人生的问题。只要按照科学生活，人生意义就解决了，然后两边就打起来。科学与玄学的论战是五四时期论战范围最广，参加的人数最多，持续时间最长的。
《新青年》
那么到底科学能不能解决人生观的问题呢？如果能解决的话，现在大学里理科生自杀的人数应该要比文科生少，但结果恰恰相反，为什么？我们都知道科学是一种方法，通过这套方法可以正确的认识世界，无论是宇宙、自然还是社会。但是科学有一个短处，它可以告诉你“to be”，这个世界是什么样的，但是它没法告诉你“ought to be”，人应该怎么样？科学是没法回答的。如果能回答，大学里面就不用开人文课程了，只要开科学课程就够了。
科学是一套认识世界的方法。科学本来蛮好，但是一成为主义，就变成一块狗皮膏药，包治百病，连人生的问题它都能解决。所以这个科学主义，那个时候很多人看不清楚，现在我们明白这个科学是好东西，科学主义不是个好东西，但是五四的人还真的迷恋科学。中国的科学主义有两种形态：自由主义的经验论科学主义和国共两党的唯物论科学主义。
以胡适、丁文江等为代表的自由主义者，他们认为科学是一种万能的方法，它不仅可以认知客观的世界，也可以建构起一个“科学的人生观”。
传统的世界观是一个天地人一体的有机世界，事实世界与价值世界合二为一，牛顿的科学革命，使得现代人从有机论世界观转化成机械论宇宙观，因此造成事实世界与价值世界的分离。事实世界什么都是有因果关系的，但是涉及人的价值世界，就没办法解释，无法从事实世界推导过来。按照休谟的说法：事实的世界和价值的世界已经分离了。所以科学能解决的是事实世界是什么样，但并不能回答价值世界应该怎么样。
自由主义从来不回答人应该怎么样、意义何在？它只是告诉你，每个人都是自由的，最好的人生就是你自由选择的人生，而不是被强迫被挤压的东西。但是你要知道作为一个现代人，有时候最痛苦的不是因为不自由，而是过于自由。让你选择，但你缺乏选择能力，从而无所适从，陷于彷徨。因此自由主义虽然告诉我们自由的人生是好，这固然没错，但是他从来没有实质性地告诉你，什么样的人生实实在在是好的人生。因为自由主义相信多元，不承认一元，这是自由主义所不能回答的。自由主义在关于什么样的人生是有价值的人生这方面，某种意义上是交了白卷。自由主义没法为现代中国解决精神危机。
以吴稚晖、陶希圣、陈独秀等党派型知识分子为代表，相信唯物论科学主义。经验论科学主义强调方法，唯物论科学主义看重一般知识，这在中国更有思想市场。唯物论科学主义，在历史领域体现为经济决定论唯物史观，后来转变为一种中国式的马克思主义的信仰。黑格尔说：“当你认识到客观规律的必然性，你就自由了。”马克思主义以辩证的、唯物的必然因果为主导，用服从历史客观规律的必然性来取代个人的选择自由，重建一个革命的、能动的人生观。只要遵循必然的客观历史规律，融合于共产主义的革命事业，个人就能获得一个完整的意义世界，在人类整体的历史中实现永生。所以你可以看到马克思主义提供了一套完整的人生观。
但是，革命的人生观由于其道德上的高调性质，多适合于革命与战争的非常时期，而无法应对常态的世俗社会。对人性的过高估计和对个人自由意志的严重忽视,使得这一信仰不是通过政治动员的方式勉强维持 ,就是流于普遍的道德虚伪。到了和平年代以后，只讲奉献，不满足人民生活会违背人性。改革开放的最大的转型，就是要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际上是为了满足人性当中世俗的这一面。不过，在1949年前后马克思主义提供的人生观，的确在当时暂时克服了信仰危机。
三
社会政治危机
正当晚清中国开始全面学西方的时候，西方古典的资本主义文明正面临巨大的危机，各种社会主义思潮席卷全球，也深刻影响到中国的思想界。不仅左右了激进的马克思主义者，而且也影响了保守主义、自由主义等各类中国知识分子。五四时期，知识分子受到“科学”的影响，提出了新的公平观、新的公理。康有为提出：“自由平等就是公理”。陈独秀说：“法国的启蒙学说——自由、平等、博爱，就是公理。” 从晚清到五四，形成新的社会政治秩序的核心价值——自由与平等。如何建立一个符合自由与平等理想的正义秩序，成为政治重建的首要目标。
斯密、洛克等古典自由主义者相信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相信政府是必要的恶。就在中国学习西方的时候，西欧的古典自由主义也发生了危机，一是到了19世纪，英国出现了修正自由主义，边沁、约翰密尔等提倡功利主义，资本主义在英国有了很大的发展，出现了“羊吃人”的现象，社会的不平等急剧增加，因此自由主义者们说一个社会最好的是要实现大多数人的善，要讲公平。二是自由主义运动、大宪章运动的发生，他们认为把社会主义的一些理想接纳到了自由主义，认为除了讲自由以外，还要照顾到社会的平等。因此社会主义思潮产生了。
亚当·斯密
1914年以后，中国有了机会发展资本主义，在沿海发展。1927-1937年是国民党认为的黄金十年，1936年币制改革后使中国经济进入了黄金时代。但同时，经济的发展深刻地颠覆了传统中国的社会秩序和城乡一体化结构,造成了都市与乡村、沿海与内地的严重的二元结构，造成了贫富两极分化。上海灯红酒绿，被誉为“东方的巴黎”、远东第一大都市，但内地特别是西南西北地区，经济发展依然很落后。再一个，40年代以后，国民党开始腐败。中国社会经济的城乡、沿海内地的二元化结构以及阶级的裂痕、官场腐败，使得社会不平等问题非常突出。社会的正义问题——分配的公正和经济的平等，就成为与个人自由和政治民主同等重要、甚至是首要的问题。所以对于当时社会来说，谁抓住了社会公正这面旗帜，谁就能获得人心，就能获得底层社会的支持和呼应。
自由主义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自由，社会主义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平等问题。当时社会主义也有很多种，都认为自己是社会主义。 梁漱溟也赞成社会主义，因为符合儒家传统，不两极分化，相对来说是均富。李达等马克思主义者，张东荪等自由主义者，一开始都相信社会主义，但当英国人罗素来中国后，罗素认为在中国要先发展资本主义，产业发达了再搞社会主义，张东荪就改变了他的想法。张东荪、张君劢等人把社会主义的理想融合到自由主义的方案里。
20年代初，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分道扬镳，爆发了关于“社会主义”的论战，他们共同反对资本主义、向往平等和正义，但在具体的道路上，有着不可调和的分歧，马克思主义者以激进的革命姿态，师法苏俄，通过暴力革命，回应社会底层对社会平等的诉求，中国的自由主义有明显的新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倾向，力图将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加以调和。自由派最大的缺陷是什么？有好多理想。但对社会底层不了解，和底层人民接触得少，有隔阂，而且没有实践能力。
四
为什么胜利的是马克思主义
二十世纪中国的意义危机与秩序危机，是一个整全性的社会危机，从理论上说，它需要一个整全性的意识形态予以回应。那么谁能够在中国同时解决这两个危机，谁就是胜利者。
先来看文化保守主义。虽然可以部分地解决中国的精神信仰危机，但只是心性儒学，所重建的只是意义世界的终极价值。心性儒学致力于“老内圣开出新外王”，将儒家伦理与民主政治结合。但新儒家一直无法提出一套整全性的新儒学。文化保守主义者没有政治方案，他们对政治也没什么兴趣，他们要做的工作是什么呢？用牟宗三的话说叫“老内圣开出新外王”，什么叫新外王？就是民主。他们一直没提出过一套完整的、整全性的儒学体系，但是中国的社会政治危机恰恰首先就显示出来了。但是文化保守主义始终是没有方案，所以当然就被out了。
那么自由主义怎么样？自由主义只能回应社会政治秩序中的正义，正义是解决自由和平等，但对于人活着的意义没有答案。没有人生观。民盟一大有一套完整的建国方案，用他们很通俗的话说，叫做英美的政治民主，加上苏联的经济体制，你看他竟然要把这个民主政治和这套计划经济调和起来，但是我刚才说的，它即使有方案，但是没有实践的能力和实践的空间。另外一个自由主义最大的毛病，对解决人生的意义，它没有答案、没有方案。你要知道一套东西，一套学说，要有人信仰，甚至因此要抛头颅洒热血，要让人激动，但自由主义一直让人很冷静，很理性，没法激动，也没法为它献身。
我们都知道1919年胡适和李大钊有问题与主义的论战。李大钊那个时候已经相信马克思主义了，所以他有一套整全性方案。胡适却认为中国最重要的是有五个敌人：贫穷、弱、愚昧、贪污、纷乱，他说这都是问题，不要谈主义，一个一个解决好问题。但是你要知道解决的问题一个个破碎的东西，它形成不了一个整全性的、让人激动的、你愿意为它献身的方案。所以自由主义也不行。
李大钊
那么还有一家三民主义。三民主义有一套非常完整的救国愿景。民族民权民生，你看很完整。它有一套现实的行动纲领。孙中山早就设计好了，先是军政时期，然后训政时期，最后宪政时期。三民主义的确是一个很好的行动方案，但有缺点。它仅仅有一套社会政治的救国方案，没有宇宙观，没有整全性的世界观。它没有一套像共产主义式的超越性的想象，一套所谓让你激动的、乌托邦的前景。
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就不一样了，它是一套整全性的。你看为什么整全，它在解决中国危机上有一整套强大的救世功能，而且它还有宇宙观和历史观，从黑格尔到德国古典哲学，一直到马克思主义，非常非常完整。然后又把这套完整的东西化解为一套通俗易懂，理想很高远，但是现实似乎又可以实现的体系，这就是中共二大提出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既有一个超越的，同时也有着现实的政策策略。你相信你是为一个伟大的事业在奋斗，同时又不是那么不着边际，又是非常现实的，你今天一步一步怎么做非常清楚，所以这就迷恋了很多人。很多人当时相信，很多青年人相信。
马克思主义有三个层面：第一个是有信仰，当时有这么多的共产党人愿意去牺牲，像清教徒一样非常虔诚。第二个具体目标非常清楚，当时承诺独立富强，自由民主。这些东西当时击中了很多爱国者，击中了很多爱好自由民主的年轻人。同时这套东西既是民族主义的，又是世界主义的。救国，当然是民族主义，同时又不限于救国，为什么？因为按照毛泽东的话说，“无产阶级只有解放了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无产阶级自己”。终极的目标，解放全人类。你想想看，儒家也是要解放全人类，又是天下主义的。这种共产主义与世界主义理想结合在一起，有具体目标。第三个就是完整的政治策略和社会动员。三大法宝，武装斗争、党的建设、统一战线这一套，策略性极强。
无政府主义也有信仰。五四早期最红的是无政府主义。几乎所有的五四知识分子都相信无政府主义，但无政府有个缺点，信仰是很坚定，可没有组织。都是个人，或者最多是一个志同道合的小团体。但是共产党在苏俄革命成功以后，建立了第三国际——一个纪律非常严明，信仰非常明确的全球性大组织。
大家知道国民党和共产党，国民党指的是孙中山改组以后的，都是学苏俄的。但是他们学苏俄的模式不一样。那么，国民党是按照什么模式？蒋介石一直把革命党挂在嘴边，但是你看他基本上是孟什维克。三民主义都有好几种，是吧。当时国民党入党容易，这个组织是非常涣散的。党归党，政府归政府，互相不存在领导与被领导关系，经常互相斗法，所以国民党最后被自己斗垮了。中共作为第三国际的支部，他一直是有一个布尔什维克的传统。党是主义和组织的结合，所以就有强有力的组织力量。所以你想想看，还有谁是他的对手？没有。所以讲到这里差不多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最后1949年是马克思主义胜利，不可能是别的什么主义。
那么你要知道争取政权容易，但是要保持政权比较难。为什么？1949年以后，老百姓毕竟要过好日子，这就面临一个革命党人必须转换的问题，要向经济发展转换。那么这个转换在1958年的时候毛泽东也试图转，但是他当时走了一条错误的、大跃进的方式，没能成功。付出了好多代价，然后呢，又一直想着阶级斗争，继续革命，所以这个转型没实现。那么这个世俗化转型的开始，就是40年前的今天，由邓小平来完成。这就是改革开放40年的历史了。
（感谢江西师范大学蒋贤斌教授提供支持，及其研究生吴荣杰的文字整理工作。）
作者
：许纪霖
编辑
：萧轶 西西 覃旦思；校对：翟永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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